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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卓蘭:幸遇當年校門開

崔卓蘭| 時間: 2019-10-27 07:00:12 | 文章來源:


幸遇當年校門開


崔卓蘭


半個世紀前的長春,尚不如當今一最普通的小市鎮熙攘繁華。

清晨,自低矮連片的建筑群中,屢屢發散出股股炊煙,裊裊升騰輕飄漫舞,不經意間,就環繞籠罩了全城。

夜晚,街市人跡罕至,馬路寡聞車聲。綴于夜幕的點點星光,似亮過地面的熒熒燈火。

日出日落、雁去雁來,與人的樸實面龐和醇厚鄉音相伴相隨,慢條斯理地編織著關東黑土地上的歲月年華。

百里方圓,圍繞飛機置頂紀念塔而建的人民廣場,名副其實為市區核心、道路中軸。

樹木稠密、華燈秀美的廣場,又與穿越其間,且縱貫全城南北的人民大街一道,被稱為吉林省會的標志和象征。


職路心途


距廣場西南側幾十米處,座落著一幢綠瓦黃墻的兩層小樓,那是長春市公安局所在地。

當年的我,1970至1974年期間,在位于二樓的一間辦公室里,從事抄抄寫寫、填表劃格的文職。

自窗口望去,時而得見警車呼嘯開拔,紅燈倏然閃滅,飛駛出門趕赴案發現場。

每逢此刻,心頭便涌出些自愧,感到本人有點不匹配“公安戰士”這一英名。悄然遺憾,竟連一天警服都未穿過。

后來,曾借裝擺式拍過張照片,但笑得有點傻,精氣神不足,貨不對板,一看即知贗品。

本職之余閑暇時分,我也習慣翻看些報刊雜志之類的權當學習。然種類和內容,須由組織指定并監督執行,個人幾乎沒得選擇。

標題駭人、措辭尖刻的社論或文章,總給人以凡理論與原則,均需居高臨下以指令形式發布,或不由分說去爭奪強搶的印象。

報刊邊角上,豆腐塊尺寸的文學作品,也大都清湯寡水淡然乏味,更似標語口號拼成的合盤。

文化荒蕪精神饑饉的年代,只要白紙上印有黑字,均易勾起人的閱讀渴望。

設在一樓的局檔案室,讓我發生了探究的興趣。

趕上閨蜜值班,我便得以“打通關節”,進入鐵柜林立卷宗滿滿的庫房,東翻翻西看看。

其中,有個“反革命案件”,在我心頭“劃痕”不淺。

被定罪人叫張以德,是汽車廠子弟中學的初二生,因對“文革”中,那位被?!坝肋h健康”的大人物,發生質疑且公開談論而引火燒身。

看照片,那“案犯”的面容,有著一副與實際年齡不符的嚴肅和執著。不過,仍未脫孩子模樣。

所謂的“反革命思想和言論”,也不過是一般人正常思維的反映和表露罷了。

在那風聲鶴啼、草木皆兵的年月,這已屬犯禁。張的“童言無忌”最終讓自己鋃鐺入獄。

內容一遍又一遍反反復復的訊問筆錄,看得我兀自心驚。

其實,面對國情世況,自己也有過與張類似的疑惑和不解,只是不及他的思想早熟和喜愛思索,更不具如他一般的勇氣膽量。

翻閱著案卷的紙頁,面對那一個個觸目驚心的血紅指模,我無語垂頭,象條“漏網之魚”。

暗自僥幸也暗自沮喪,感嘆對人的頭腦和思想,無法象水龍頭一樣給安個閥門。

上訪接待室,與我們的集體宿舍一墻之隔,每日前來喊冤叫屈的各色人等穿梭不斷。

解決多少問題不得而知,但幾位工作人員確是從早到晚,不辭辛苦地耐心接訪。那里的環境,也寬敞明凈,且占據著全樓最好的方位朝向。

或因僅隔張寫字臺,一對一且不限時慢慢與談,并不讓人覺得那是個充滿嘈雜混亂的是非之地。眼下頗富技術含量的“截訪”手段,也尚未發明應用。

一天,吃完中飯走往宿舍的我,又路過接待室。

只見門敞著,室內僅有一位四十歲開外的女人,默然無語地呆坐桌旁??湛帐幨幍奈葑?,讓身材消瘦面容愁苦的她,顯得格外形單影只。

這是位???,上訪事由也簡單。她曾被勞動教養一段,期間在組織的督促下,丈夫與她辦了離婚手續。解除后,她希望復婚,而男方已另組家庭。

建國前,她曾做過中學教員之類,不知何故便涉嫌“歷史反革命”。人雖放出,仍處縈縈孓立親離友散境地,身邊找不到誰幫忙,故又來叩門政府。

因心懷同情,我走進去,想與她打個招呼。

她也一眼看到我,沒等我張口,她先開口和緩地發問:“小同志,你吃過中飯了嗎?”

我點頭。正想與她聊幾句,忽見她肩膀聳動淚如雨下,陷入難予抑制地爆發式哭泣。

眼見每次上訪,她都悄然排隊等候。然后,低聲細氣地央告:“我孩子因沒有父親,遭周圍歧視白眼。求求你們,幫我把丈夫找回來,哪怕形式有個家也行。一切都是我的錯,不怨別人?!?/span>

這是一個人情易解天理可容的念頭,但又怎么可能再實現呢?

我只得與她默默對坐,找不出一言半語來安慰她。

后來我醒悟到,當時的她,一定是餓了,而且餓得難受。便一直懊悔:為何沒想起給她買一份飯呢。我甚至有點恨自己,恨自己沒捱過餓,不知那種讓人酷受折磨的滋味。

“副統帥”折戟沉沙的事件,令舉國震驚不已。層層傳達之際,單位中有人揪扯耳朵,懷疑發生幻聽。

接下來,是連天整日的政治學習和革命大批判。

一次,學習和討論毛澤東“南巡”講話。話題涉及到老人家形容他自己,屬于“虎氣為主、猴氣為輔”是何含義。

我這個知識青年(準確說是缺知識青年)出身、不諳官場守則的小卒子,發言談認識時,沒加思考就隨口放炮:“也許虎氣指優點,猴氣指缺點吧?”

怎么可以說“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”有缺點呢?此言一出,語驚四座。不只是震驚,確切說是驚嚇。

這種言論,既出自職司情報搜集的公安內部,自然被迅速上報,無人膽敢或能夠截留。

最后,層層匯報到整棟小黃樓的一把手、時任長春市公安軍管會(文革時期機關建制)主任的劉國祥時那里。

據說,他沉吟半晌,然后道:“依我看,這樣說還沾點邊哪?!币痪湓?,把部下的風險換成了他自己的風險。

隨后,我從周圍同志的面目表情看出,他們也都明顯松了一口氣。

事畢,我一直未如愿獲得機會,向這位領導當面致謝,同時檢討自己出言犯忌。

單位上下均知曉,這位劉主任工作超認真,日常則極寡言。每當他與人樓內迎面相逢,頂多朝你點個頭,更經常的情形是,干脆垂下眼簾徑行走開。

我這個連蟹將也不夠的蝦兵,實在不敢主動上前打招呼,唯恐造成二次莽撞。

回顧當年任職公安的從頭至尾,他也好像只跟我說過一句完整的話。那是有一次,他翻看我抄寫的材料,隨口道:“你的字寫得不錯?!?/span>

也許,當歸咎年輕人的缺乏常性,或因是意識到自己非廟堂之器,我對所從事職業的興致,慢慢開始與日俱減。

有時,置身幽暗沉寂的機關走廊,想象著自己今后如何在這里,幾十年如一日,擦靠墻邊、手持文件夾走來走去,進這門出那門,從黑發到白頭,由小崔被喊成老崔。最后,終結做為小公務員的一生。

盡管,文化程度限制了認知能力,但我也心知肚明,眼前的大千世界,在自己眼中的映像,其實狹窄又微小,模糊而迷濛,甚至不乏曲扭。

不錯,我相信,自己將會是社會這一龐大的組織系統上,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。

然而,我還是渴望對它能知曉更多、了解更深。包括:它的整體與運程、歷史與未來、光面與暗面。

畢竟,人來世間一場,誰又甘心一輩子當井底之蛙呢?


高校門開


后來才知曉,就在與我上班房間數門之隔的另間辦公室,悄無聲息地進入了幾位編外人士,那是聶世基、許肇榮先生等一行,吉大法律系的幾位年輕教師。

到此之前,三九嚴寒凜冽風雪中,他們黯然辭別了踏上“五、七道路”的大部分同事——那些法律系昔日的教學和科研骨干。

余下十幾位留守者,仍從早到晚,身置滿目瘡痍的校園、面對清冷蒙塵的教室宿舍,耳充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的聲浪。

照說,做為尚須“繼續接受改造”的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,既已被不信任,也只好轉返家中,“躲進小樓成一統”了。

然而,他們對所攻專業乃至世間之事,并沒有“管他春夏與秋冬”。反而結隊組團,分文不取地來市公安局“上班”了。

他們不僅蹲辦公室查看或撰寫材料,還經常騎著生銹單車,或邁開戲稱11號電車的雙腿,雨雪無阻地去分局、派出所、街道“跑情況”。

法律系教師到公安局接觸實踐搞調研,于今看來并不搭調。而在彼時,卻屬唯一對口的選擇。

那期間,長春市公安、法院、檢察院三機構的辦公地點,已全部集中于原市公安局的樓內。

盡管口頭上,人們仍習慣“市局”舊稱,實際上,懸掛于大門前的兩塊牌子,已經換湯換藥。

其中,一塊上寫:長春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。

意即:舊的公檢法機關,做為“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”的顯示,已經被徹底“砸爛”,改由在市“革命委員會”領導下的,新生“紅色政權”的組成部分之一“公安軍管會”替代。其由軍方出任指揮,將公檢法三家合為一體,并實施統一的軍事管制。

另塊題名:長春市人民保衛部。

若推衍,其相同含意另種說法,應為:對敵人的“專政”部。

言外之意,其時全社會的人,僅依照屬“人民”或屬“敵人”這兩大“陣營”,進行劃類列隊。倘若歸不進前者或遭中途淘汰,那自然被排除于被保衛之外。

聶師們當時的調研結果,應包括:昔日公、檢、法機關的職能,已徹底失去相互間的監督制約,僅存業務上的無縫鏈接。

而辦理各類案件,則強調“從重從快”,體現從立案、逮捕、審判,直至投放勞改勞教的“跟蹤查打一條龍作戰”。

當時,我的職責之一,是匯總長春市區加所轄外縣的發、破案率。

八開紙的統計表上顯示,是按照政治案件、刑事案件兩大領域,進行分門別類的。

位于前部分的政治案件一欄中,又詳細劃分為:組織反革命集團、書寫反革命標語、散發反革命傳單、參與反革命會道門等種類。

一如時下人們的醉心刷屏,那時開會或聽講之際,拿支筆在紙上隨意寫寫畫畫,是許多人的嗜好。

一些“頌揚詞”、“聲討句”之類,政治色彩濃重、字意相互沖突的言辭交錯入耳,再與這種漫不經心的動作融合,有時竟能拼出似有意書寫的“反革命標語”來。

當知青時,我就碰到過有人胡亂涂抹,寫出“階級敵人—偉大光榮正確”的字樣。幸虧當時沒人報案,但眼見肇事者嚇變了臉。

故而,每次我填寫案件報表數字時,總不免對著“反標”一欄疑惑。內心猜想加嘆息:這背后指不定藏著個把倒霉蛋。

外界不知道,吉大法律系的諸位來客,在體現著絕對二元對立思維的兩塊門牌下,每日里進出往返,曾作過如何感想。

也不知道,面對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的立案標準、辦案程式,他們心中的憂慮和郁悶,該有多么深重。

人們只曉得,在這行人離開不久的1973年,吉大法律系開始了“文革”后期,在全國的首度招生。

1974年,吉大法律系共有兩個學生名額發放給市公安局。局里又作一步分配:分局和市局機關各一名。

分局的,毫無爭議地落給連年的公安英模顧新中。而市局機關這邊,則頗有點“難產”。

我也報名申請,加入了競爭者行列。

一般文案工作的高下優劣,相對缺乏鮮明的顯示和對比度,再加上,本人又屬行事木訥之類,自我評估一番后,得出結論是:勝算的可能性不大。

最終確定人選的會議,先是上演了一番“這里的黎明靜悄悄”。這不奇怪,參會人中正經有數位,是身負本科室委托,懷揣“親下屬”期望而來的。

最終,還是檔案室的夏福龍同志打破了沉寂。

他說:“我建議推薦研究科的崔卓蘭。大家知道,那丫頭挺好學,沒準能學出點名堂來?!苯酉掠忠齺韼茁暩胶?,此事方算初步確定。

又歷經數道關口,幾個月后,一張正方型,上留半個紅章、下蓋整個圓印的錄取通知書,郵寄至我手。

一時間,“吉林大學法律系”幾個字,在視野中跳躍顫動。待擦干淚眼,才開始更清楚地端詳它。

隨后一天,我特意去樓下,找到管理全城司法檔案重地的“黑貓警長”—老夏,向他道謝。

他當時年紀四十開外,因“文革”前在公安局工作,故獲得“舊公檢法留用人員”稱號。

曾幾次,未按規定持介紹信的我,悄悄進入庫房“查檔”,碰巧讓他抓著“現行”。

這讓他蠻不高興,隨即下“逐客令”。同時,也責備了他麾下不嚴格執法的“白貓警士”。

對于我精心準備的“致辭”,他似聽得不感興趣,“笑納”的表情也敷衍。只是告訴我,如我這般雞鉗米似的,東叨一口西叨一口的方式學習,效果是不行的。

“上大學去好好學吧,我們都老了”。

送我出門時,他以一個老公安沉靜敏銳的眼神看著我,以這句涵意深長的簡短話語,與我道別。

接下去等報到的日子,上班時間突然顯得飛快,不“禁”過了。曾伴過嘴的小伙伴,也變得“相看兩不厭”。

當單位門前的花壇里,綻放出一年中最后也是最絢爛的美麗時分,我悄悄拆洗完值班室的被褥,擦凈了門窗玻璃,帶上寫著同事臨別贈言的筆記本,象個奔亮的飛蟲,一頭撞進了心儀的學府。


鋪路石子


彼時,官方將進入大學的學生,命名為“工農兵學員”。

別看這群人普遍的行裝簡陋、衣飾寒酸,但多數是頗具“身份”“來頭”的。

如是說倒無涉個人的家世如何權貴顯赫,學業怎樣百里挑一。

主要是指,來者們或在生產一線、兵營哨卡等,這些基層領域草根行當里,摸爬滾打歷練多年?;蛴捎凇案?,而不容置疑地“苗紅”。

進得校門,雖未經正式國考,但也多事先與周邊人“賽馬比箭”過,屬于初賽、復賽角逐中的勝者。

法律系,實際迎來了一批進入了決賽場地的人馬。

在那“史無前例”的年月,做為其時“天之驕子”的工農兵學員,政治態度偏向激進,語言和行為過度亢奮,幾乎是難免的。

法律系領導和老師,對我們的態度,歡迎是真,審慎也不假。

畢竟,“文革”硝煙未散,政治氣候仍處波詭云譎,太多的前車之鑒不勝枚舉。

就在登臺教師們謹慎小心,即便聽到跡近荒唐的提問或反駁,也出語步步為營的狀態,差不多被人習以為常時,張光博老師來上他的課了。

張師每次出現,都儀表整潔著裝莊重。他的講課,簡潔犀利一針見血,讓眾學生獲益匪淺。

先生性情直爽,課堂上邊滔滔講授誨人不倦,邊又對我們的理論功底和寫作能力,公開表示不滿,當場提出過幾次尖銳的批評。

這讓學生們一時難予接受,私底下便有些議論。

內容無非是:工農兵學員是黨和國家派駐,來“上大學、管大學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”的。如此這般對待肩負“上、管、改”重任的使者,這也太不客氣了一點。

張師壓根不買賬,且進一步表態說:“你們上大學、管自己、改造自己的世界覌就可以啦?!?/span>

對最高層的指示,作如此之詮釋,無疑要冒相當大的風險。弄不好,“上綱上線”到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撲教育革命”的高度,怕是符合了政治案件的立案標準。

而在明碉暗堡處處布防的當時,張師的這話,最終居然被成功“保密”于他與學生之間,那并不愉快的“博弈”范圍以內。

因之未遭檢舉與擴散,從而避免了禍起蕭墻。

這不僅歸于學員們的厚道良善,也緣由張師之言,喚起了眾人藏于心底的認同。

那時的我,聽課比較認真。按時下語,我是張師的粉絲,故上他的課時,筆記也記得仔細。但待所寫學年論文被返還時,讓我有些意外。

先生對我的作業評價不高,批閱了幾行字,大致是:內容單薄、語言乏力,論證也說服力不強。

這讓我在學習成績方面的一點沾沾自喜,瞬間飛到九霄云外。但也啟動了我對自己的求知尋理過程,持續了經年的反思。

工農兵學員,多系從初中甚至小學,一步邁入大學的。而具這種“跨越式發展”的特征,尚還不足夠。

又加之,長期正規的學校教育空檔期,接觸、閱讀與背誦最多的,是被割成一段段、截成一條條的,格言諺語式的“教導”、“語錄”等。

這些不成體系的“散裝”學說理論,既如無本之木無源之水,又易被斷章取義扭曲篡改。最終,甚至變得連它自身也不是。

而當其作為“標準答案”、“絕對真理”,不由分說輸入年少幼稚的頭腦后,其致命“硬傷”,是造成當年的我們,學習中不會自己思考,任憑他人在自己思維領域“跑馬圈地”。

我也還記得,能把一襲舊灰制服,穿出品牌效果的高樹異老師。

他上《國際法》課時,游刃跨域于中英雙語之間。而《中國法制史》,甚至《水滸》的講授,都是旁征博引信手拈來。越聽他的課,讓人越拿不準他知識邊沿在哪里。以至有同學過后發愿:本人今生無大志,只想當高樹二(高樹一)。

大學時代里讀書不多,是多數工農兵學員的遺憾。最大的收獲,當為近距離接觸過法律系里,諸位可敬可親的師長,得以領略了綻放在午夜的學術之光。

也是這些,讓我們被“革命熔爐火正紅”燒熱熏昏的頭腦,在知識的浩瀚和威嚴面前,漸漸冷卻下來,看清了自身的渺小。也慢慢明白:在知識的掌握乃至做人方面,是絕沒可能“彎道超車”的。

1976年夏,法律系的73屆,也是唯一與我們同窗數載的師兄師姐們,迎來了畢業季。

告別會上,他們那吹拉彈唱俱全、清一色自學成才的“草臺樂班”,再次奏起明快歡暢的《洗衣歌》。美麗熱情的渠建榮師姐,又一遍唱響了夜鶯般動聽的《延安窯洞住上北京娃》。

慧中而友善的他們,其后多被派往“青黃不接”的政法部門,擔任“接應”部隊。

要待隨后數年,整個社會人才“不盡長江滾滾來”的局面,方才呈現。

“鋪路石子”,這是他們對自己,也是對工農兵學員群體的稱謂。定義得真好,既樸實又貼切。

我們這一輩,生就不屬時代的幸運兒,能在浩劫后高等教育的重建中,當當“鋪路石”、做做“實驗田”,這也足以了。


尾聲


現今的長春,無論春夏秋冬,都是霓虹閃耀的不夜城。

這讓我置身家鄉,有時也不免迷路?;秀?,仿佛一腳間,由今生踏入了來世。

老單位“市局”,則屬例外。

它黃墻仍舊,綠瓦依然。進進出出的人們,還是頭懸盾牌肩佩徽章,個個英姿颯爽。一的切一切,都仿佛是五十年前場景的輪回。

偶爾路過,望見緊靠拱門那扇當年科室之窗,會不覺沿時光隧道穿越回去,又見到往昔的同事。

英年早逝的張中生、尹殿海同志,他們把我的文稿改得“滿臉花”,有幸原封未動的,多是引用的領袖語錄。但是,依然還堅信我的可堪造就。

失聯多年的王鐸同志,買煤時被賣家打了一個耳光,他掉頭離去以寧人息事。其實,那刻他的腰間,正別著“二斤鐵”(手槍)。

我的科長劉飏同志,雖不乏顏值,但憑靠才華和努力,一路做到司法部的副部長。我上大學的推薦材料,是她寫的。決定留校時與不愿放人的單位“摘勾”,也是她配合法律系完成的。

異鄉天空下,晚風殘照里,如今皓首銀絲的我,是這樣的想念他們。

誰的年少不迷茫,何來生手不踏錯。

是這些年長不過十多歲的“大朋友”,在行走的關鍵步驟,不可或缺地引領了我,矯正了我。

偶爾,也曾猜想:如果當年沒離公安崗位,自己的人生路又會是怎樣?

答案為,以我當年基本“法盲”的水準,仕途的不“走字”,倒還在其次,倘若,混上個一官半職,再不慎讓“刀把子”碰到無辜,那真要把懊悔攜帶至今了。

故千言萬語,還得是那句話:幸遇當年校門開。


2019年3月初稿、10月修改于廣州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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